刘歆少时便通晓《诗》《书》,这显然与其家传的《诗》学传统有关。
[8]吴祚来：《对外传播与文化焦虑》，载《对外传播》2009年第9期，第15页。文物无声，却胜似有声，文物不失为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得力使者。
[20]这项工作，明显要通过跨学科、跨行业的协作团队来承担，绝非儒学学者或传播学学者一己之力便可做到。于中国而言，海外汉学家虽为外国人，但往往却对儒家文化、中华文明保持着高度的情感认同，加之深厚的学术根底、系统的理论创建，他们是典型的所谓鸡蛋人，且不失为儒学国际传播的一支重要力量。在这个方面，对自己或他人的文化既不可以认为一无是处，也不可认为浑身皆宝。今天有种声音，叫越出国越爱国。以上两大类儒学从业者，本身都应为儒学价值服膺者和实践者，其本身也都具有传教的职责和使命。
摘要：站在中国立场上讲，儒行天下是我们的美好梦想。具体而言，我们主要应秉持以下两大立场： （一）坚持求同容异，既承认全人类拥有共同的价值判断，又接受世界文化多元多样的现实。4关于左丘明的名字以及其与孔子的关系问题，可参见张以仁：《春秋史论集》,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，第71-97页。
后世怀疑《左传》乃刘歆伪造，认为《左氏春秋》并非传《春秋》之书，其经过刘歆改造方成为解释《春秋》的《春秋左氏传》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曰：孔安国者，孔子后也，悉得其书，以考二十九篇，得多十六篇。[9]可以看出，康有为考证刘歆古文经书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等都经过刘歆的窜乱，因此，凡是所提及古文或与古文相关的材料都是刘歆窜乱的结果。这似乎认为淹中为河间献王所得古书之地。
刘歆争立的古文经学主要以鲁恭王坏孔子宅所得为主，其目的是为了补充今文经学的残缺和不足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说：古经出于淹中，而河间献王好古爱学，收集余烬，得而献之。
从现有材料来看，刘歆的春秋学虽然以左氏学为主，但并不意味着其排斥公羊学和穀梁学，因为可以发现其有引用《公羊传》《穀梁传》的情况。如《隐公元年》传曰：不书即位，摄也。四家之中，《公羊》《穀梁》立于学官，邹氏无师，夹氏未有书。象宋襄公区霿自用，不容臣下，逆司马子鱼之谏，而与强楚争盟，后六年为楚所执，应六鶂之数云[2]1442-1443。
因此，刘歆说：《易》与《春秋》,天人之道也。四、天人之道:刘歆对于《春秋》的总体看法 刘歆的春秋学不仅表现在他的左氏学义理方面，而且还表现在其对《春秋》的总体看法。[5]1599正因为章句之学难以反映经的大义，所以古文经学常常对于章句不太重视，如费氏《易》长于卦筮，亡章句，徒以《彖》《象》《系辞》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[2]3602、扬雄不为章句，训诂通而已[2]3514、桓谭博学多通，遍习《五经》,皆诂训大义，不为章句。3从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，质问大义可知，在刘歆之前，《左传》亦有大义,不过刘歆对这种大义不太满意，提出了质问。
在《春秋左传正义》保存的佚文中，刘歆的解释大致可以分为两类：一类是对经文文字训诂方面的解释。武帝遣吏发取，古经、《论语》,此时皆出。
左史记言，右史记事，事为《春秋》,言为《尚书》,帝王靡不同之。到了汉初，仅有《周易》因未遭到焚烧而流传下来，其余经书皆阙而不传。
犹欲保残守缺，挟恐见破之私意，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，或怀妬嫉，不考情实，雷同相从，随声是非，抑此三学，以《尚书》为备，谓左氏为不传《春秋》,岂不哀哉![2]1969-1970 古文经书得自于鲁恭王坏孔子宅，对此事，《汉书·景十三王传》曰：恭王初好治宫室，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，闻钟磬琴瑟之声，遂不敢复坏，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。率简二十五字者，脱亦二十五字，简二十二字者，脱亦二十二字，文字异者七百有余，脱字数十。)从史书记载来看，河间献王所得古文来自民间，其来源应该并非一地，因此，还是以淹中为孔壁的说法较为合理。[16]154解释有星孛北斗时说：孛者何?彗星也。但当时没有一人能够完全通晓一经，或为《雅》,或为《颂》,因此需要集众人之力才能通晓一经。[2]979-980 这从历法的角度来看《春秋》,认为《春秋》是一部反映时令历法的著作，所谓列人事而目(因)以天时就是推天道以明人事,后面引用《左传》和《周易》作以说明。
又如《左氏传》曰：有星孛北斗，周史服曰：‘不出七年，宋、齐、晋之君皆将死乱。在《汉书·五行志》中也能看到刘歆对于《左氏传》章句义理的发明，如厘(僖)公十六年‘正月，六鶂退蜚，过宋都。
孝武皇帝时，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宫，得佚《春秋》三十篇，《左氏传》也。言时实行以为十一月也，不察其建，不考之于天也。
杨天宇说：所谓‘鲁淹中,盖即民间献书之一途。[2]2414《汉书·艺文志》亦曰：武帝末，鲁共王坏孔子宅，欲以广其宫，而得《古文尚书》及《礼记》《论语》《孝经》凡数十篇，皆古字也。
人道之始，本于夫妇，此即咸卦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左丘明害怕孔子弟子各自根据己意而阐发《春秋》之意，于是根据孔子《春秋》所据本事而作传，以说明孔子并非空言而说《春秋》。君恶及国人，则称人以弑。孔颖达疏曰：自刘歆以来，说《左氏》者皆以为夏后氏之璜，封父之繁弱，成王所以分鲁公也。
若邱明才实过人，岂宜若此?……焚书之后，莫得详知。秦朝以法为治，焚书坑儒，道术由是遂灭。
传问民间，则有鲁国柏(桓)公、赵国贯公、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，抑而未施。对于《左传》为何把经文十二月改为十一月,刘歆作了解释：襄公二十七年，距辛亥百九岁。
[2]1020这是说，《春秋》经文记载的十二月是错误的，从其时间实际情况来看应是十一月。刘歆的解释除了文字训诂外，还涉及现实政治，这与《公羊传》《穀梁传》的解释皆不相同。
[2]1708对于《毛诗》与三家《诗》的经文异同，刘向、刘歆并未说明。后来受到汉成帝的诏见，被任命为黄门郎。歆所伪为古文者固不足信，凡《史》《汉》所号为古文者，举皆歆所窜附乎?应之曰：《汉书》为歆撰，不复据。汉文帝时，晁错从伏生受《尚书》,三家《诗》亦开始流传。
后代学者乃演而通之，总而合之，编次年月，以为传记。唐代啖助、赵匡认为《左传》并非左丘明自己所作，而是后人根据春秋各国史书相关材料，附于《春秋》经文之下而编成的一部解释《春秋》的书，如啖助曰：故知史策之文，每国各异。
《史记·十二诸侯年表》曰：孔子明王道，干七十余君，莫能用，故西观周室，论史记旧闻，兴于鲁而次《春秋》,上记隐，下至哀之获麟，约其辞文，去其烦重，以制义法，王道备，人事浃。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《七略》,故有《辑略》,有《六艺略》,有《诸子略》,有《诗赋略》,有《兵书略》,有《术数略》,有《方技略》。
[2]981这也就是说，《春秋》和《周易》一样，都反映了天人之道。不过刘歆的贡献不在于发现古文《春秋左传》,而在于其对《左传》作了新的理解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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